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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自古及今,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人生四大乐事,结婚,毋庸置疑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再没有比遍贴的红彤彤大喜字更能教人满心欢悦的了。常言道,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夫妻关系是世间人伦的肇始,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也是自然造化规律的使然,关乎人类自身繁衍和文明传承,因此不论古今中外,何朝哪代,结婚都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度、每个家庭马虎不得的要紧事。婚姻,本来似乎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简单明了,却因了姻亲的出现而有了血缘的联结,联结起了原不相干的两个姓氏、家族、村寨以至民族、国家。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厮守百年,难逢几度,理当严肃、喜庆而郑重。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自古及今,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人生四大乐事,结婚,毋庸置疑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再没有比遍贴的红彤彤大喜字更能教人满心欢悦的了。常言道,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夫妻关系是世间人伦的肇始,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也是自然造化规律的使然,关乎人类自身繁衍和文明传承,因此不论古今中外,何朝哪代,结婚都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度、每个家庭马虎不得的要紧事。婚姻,本来似乎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简单明了,却因了姻亲的出现而有了血缘的联结,联结起了原不相干的两个姓氏、家族、村寨以至民族、国家。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厮守百年,难逢几度,理当严肃、喜庆而郑重。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然而然孕育出了婚礼仪式,通过一整套的婚仪向社会大众宣告是明媒正娶,六礼齐备称为“聘”,六礼不备称为“奔”,如果不遵从礼制便是世俗鄙薄、斥责的私奔,合情、合理、合法,婚礼成为两个人结合的见证。地域的不同,民族的差异,形成了各具风格的婚仪,进而成为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中最为特色的婚俗文化。所谓的婚俗文化,是以婚仪为主心,围绕大众恋爱、嫁娶和生育所形成的关系、行为等文化现象。谈情说爱是婚姻的前奏,嫁娶仪式是婚姻的肇启,生儿育女则是婚姻的后续。自从有了人,便有了婚姻,尽管今人无法考究最早的婚姻源于何人何处,但中国的婚俗文化却是源远流长,据司马迁《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又据唐代杜佑《通典礼典》记载:“遂皇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可见,早在远古的神话时代,华夏大地上就已经萌生了以双对鹿皮为聘的婚俗文化。
  民谚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诗经•齐风•南山》也有言:“取妻为之何?匪媒不得。”娶妻必得媒介,无媒不成婚姻,《礼记•坊记》归纳为“男女无媒不交。”媒人起的是居中调停的作用,牵线搭桥,撮合因缘,事成可得财礼若干答谢。中国汉文化下的男女情爱素来不自由,女子待字闺中,深居浅出,缺乏结识男子的机会,无法自己挑选心上人,即便抛头露脸,亦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得不仰仗父母家长代劳,邀来媒人协办,委定终身,久而久之,封闭的社会交往风气,促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惯习浓烈地传袭下来,尽管扼杀过不少良缘佳话,尽管不乏青年男女反抗抵制,但终究无损于其社会主流意志的强制地位,因此《孟子•文公》说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云隙相窥、踏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传统文化的汉式婚仪蓝本出自周朝,历朝历代虽略有增删,大致上仍沿袭如旧。杜佑《通典礼典》有载:“娶妻必告父母,夏亲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亲迎于户,六礼之仪始备。”周定六礼,遂为圭臬,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草民,概不例外,自此形成了婚姻具体实施的六个阶段,《周礼》分别称之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加上聘书、礼书和迎亲书的结合,统称“三书六礼”。
  纳采,是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上门提亲,探询意向,倘使女方家长允诺议婚,则男方随后置备财礼正式向女方求婚。求婚时必须携上活雁,《仪礼•士昏礼》说:“昏礼下达,纳采用雁”以示让人接受采择之意。之所以古礼重雁,其一是因大雁作为候鸟,知冷暖,顺阴阳,可喻征男女婚配;其二因大雁是有情义之禽,一旦失去配偶,则终生不再另配,以勉励夫妇忠贞不二。
  问名,由男方托媒人询问女方的芳名小字和生辰八字,以准备占卜合婚。《仪礼•士昏礼》载:“宾执雁,请问名”问名依旧带雁执行,一般文辞多为:“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如若女方无异议,便依例授礼,由男方寻找术士按男女八字测定吉凶,俗称“合八字”。
  纳吉,是男方合过八字之后,把占卜合婚的消息反馈女方,八字相合,婚事程序继续,八字相冲,则婚事就此打住。仍旧以雁为礼,作为婚姻缔结已定的信物,其后发展为借用戒指、首饰、绸缎、饼食、香烛以至猪羊等物品代替,实际上便是订婚,又称“订盟”,俗称送定、过定、定聘。
  纳征,男方派人将正式聘礼送往女方家,种类数量要比订婚时更为丰富,且皆须取双数以讨吉祥兆头,又称纳币、大聘、过大礼、完聘。按旧例多以鸟兽为礼,称为“委禽”,崔駰在《婚礼文》中载:“委禽奠雁,配以鹿皮。”不仅依旧需要大雁,而且配以鹿皮,又如《仪礼•士昏礼》记载:“束帛、俪皮,如纳吉礼。”俪皮,就是成对的鹿皮,伏羲氏时所开创。大雁、鹿皮、布帛都是不断演化的聘礼,后来出现了回礼,女方将聘礼中的物品退还一部分或馈赠自家的衣帽鞋袜作为回礼。
  请期,男方自行择定正式迎娶日期后,上女方家征求意见,女方家长通常不会反对,俗称提日子、送日头、择日。礼品一般从简,略表心意而已。请期往往和纳征结合,过大礼时双方随同确定婚期。
  亲迎,是六礼中最重要的环节,新郎披红佩花于正日子上门迎娶新娘的仪式,即婚礼。男方组成迎亲队伍,锣鼓喧天,花轿轻晃,喜字红透,协同新郎和媒人前往女方家门,迎得新娘归,踢轿门、跨火盆,拜天地,入洞房,揭盖头,喝喜酒,行合卺,闹洞房,祛祟驱邪,喜庆热闹。成亲仪式过后,新娘三朝回门,婚礼便落下了帷幕。
  后世的汉式婚礼基本传承了古代六礼的程序,以其为根源范本,略有繁简差异,大致上都脱不开几大步骤:提亲,订婚,迎娶,成礼,回门,偶尔也会有个别多了退婚一项。传统婚俗实则一直都在悄然演变,形制并非泥古不化,仪式的“形”在蜕变,喜庆的“神”却恒存,时至今日,婚俗形制更是徘徊在传承与变革、回归与颠覆的边缘。伏羲氏最早以活雁为聘礼,周礼以其祥瑞沿袭贯穿婚仪,然而,一年四季皆有婚娶,却未必皆能捕到大雁,后人于是想到削木造雁的方法,以木雁灵活替代,相沿到现今,汉人以雁为礼早已泯灭不闻,皆以财帛牲畜之类替用,此等古礼遗存却只能在固守儒家文化的朝鲜族婚礼上才得以一见。从峨冠博带到长衫马褂,再到西装革履;从凤冠霞帔到束腰旗袍,再到垂地婚纱;从骑马坐轿到步行单车,再到宝马香车;从拜堂成亲到教堂行礼,再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个性婚礼,上下数千载,尤其近百年,中国式结婚历经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轮回。
  除了传统婚俗自身的与时俱进,近代以来剧烈而频繁的社会变革,加之人们有意识的移风易俗,使得中国婚俗一时间旧貌焕新颜,愈加自由奔放、个性鲜明。清末的西风东渐,使中西文明开始在碰撞中交融,接触西洋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逐渐出现依照西方形制举行婚礼的,尽管在当时闭塞的社会环境中显得那么前卫与异类。民国时代,出于“欲改善今日国民之生活,自纠正其乱邪昏懦,陷溺沈迷之风始”的改革目的,国民政府有意识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与民众生活极为密切的婚俗自是不可避免受到影响,革除了传统的一些繁文缛节,添入了舶来的西式新风尚,不但推动了从马褂旗袍向西装婚纱的转变,而且引进了中国历史上首度出现的新式集体婚礼。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也提倡时代新风,传统婚俗被视为封建糟粕日渐式微,人们不再拘泥以往的婚礼仪式,婚事操办也极为简约质朴,穿着中山装、列宁服、绿军衣也能当结婚礼服,送一些手表、缝纫机之类的日常用品就是聘礼嫁妆。改革开放至今,时代新风荡涤,婚俗也走向个性化和多元化时代,回归古典的有之,完全西式的有之,中西结合的有之,于是城镇乡村之间,身着西装婚纱举行传统婚礼成了司空见惯的寻常事,集体婚礼、海底婚礼、旅游婚礼、空中婚礼、水上婚礼、地铁婚礼……缤纷多彩,不一而论,各出奇招,尽显特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婚礼形式,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婚礼形式,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婚礼的变迁都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绘成一轴华夏婚俗文化传承与变革的历史画卷。
  言及中国的婚俗文化,通常指的是汉民族的传统婚俗,因其颇具东方久远韵味而成为代表,但确切来说,应该包括的是汉族婚俗和少数民族婚俗,个中又涵盖了汉族各民系、各地方的婚俗,以及少数民族各支系、各地方的婚俗。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民族之众多,历史之久远,婚俗样式异常丰富多彩,大同又有小异,犹如缤纷万花筒,让人目不暇接。单是山西三晋大地,就有晋北、晋中、晋南婚俗各具特色;广东居南疆一隅,境内便有广府、潮州、客家三大汉族民系,三大地方婚俗各领风骚;苗族有花苗、素苗、长角苗等繁多分支,广播西南各地,出嫁或步行,或坐轿,或不落夫家,或短居娘家,婚俗随之各树一帜。
  不论哪个民族亦或地方,概而言之,大抵婚恋皆可归纳为三大类型式。男女恋爱之风有开放型、保守型和介于开放与保守之间的固定型三种方式。
  开放型,即是人们常说的自由恋爱,男女青年有较大的社交权,允许在一定礼制上自由交往、选择爱人,合符人的纯真本性,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盛行,通常是以歌传情达意,汉族中的客家人也有对唱山歌抒发情思的旧习。
  保守型,则多是家长制下的包办婚姻,男女平常无从接触,完全听凭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际上并不存在谈情说爱的过程,旧时多有先结婚后恋爱的笑谈,主要体现在深受理学道统控制的汉族婚姻上,一些少数民族,如裕固族、水族、彝族、朝鲜族等,也都曾经有过包办婚姻现象。
  固定型,介于开放型与保守型之间,平时男女青年交往并不自由,但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举行一些欢庆活动,趁着活动期间,男女青年允许自由挑选钟情的人。据《周礼•地官》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先秦时代汉族曾流行过此类由官媒组织的半自由风尚,但如今除了少数民族一些节庆活动近似此礼外,汉族地区早已湮灭不闻。
  正式嫁娶婚姻方式也有三大类,女过男家、男过女家和分立成家。女过男家,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把女子迎娶到男家举行成亲仪式,自父系氏族以来便形成,基本上任何民族与地区如无意外都采取这种方式。男过女家,从妻而居,改为妻姓,称为“入赘”,俗叫“倒插门”、“招女婿”,北疆的蒙古族、广西西北部的毛南族、宁明和龙州的壮族,都有当上门女婿的惯例,而总体看来,入赘多有不得已的苦衷,要么男方穷困不堪,要么女方人丁单薄。分立成家,既不到男方家、也不到女方家拜堂成亲,而是以婚礼为分水岭,一旦成亲更是如此,当子女成家立室,就拥有自己的新船,分出去自行过日子。除了这三种正常的婚姻形式之外,自古及今还出现一些较为特殊的婚姻形式,诸如买卖婚、交换婚、转房婚、童养婚、典妻婚、表亲婚、指腹婚以至抢婚、冥婚等等。
  婚俗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在乎其别具一格的浓郁特色,平淡无奇的婚俗是缺乏闪光点的,无法予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结婚是大喜乐事,谁人都愿意添置众多的妆奁以示体面,但四川凉山傈僳族却一反常态,讲究“男不给聘礼,女不陪妆奁”;汉族各地婚礼中,新娘必须向男方家中尊长敬喜茶,受茶者要馈赠红包利市以作回礼,傈僳族新人也须向男方成员敬酒鞠躬,称为请拜,受拜的人喝了喜酒还需向簸箕丢请拜钱,二者可谓异曲同工。正如汉族上古婚俗以雁为礼一般,海南黎族不论提亲、送聘还是结婚,都必须以槟榔贯穿先行,咀嚼槟榔是百越遗风,而粤东的潮州婚俗中,新娘须向亲朋敬献槟榔(今以橄榄代替),谓之“请槟榔”,东西两地仪节遥相呼应。河南和东北的婚俗,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新郎上门迎娶必得捎上“离娘肉”,新娘抵达夫家门口不能随即下地,静候一番,称为“憋性子”,意在杀一杀新娘的任性脾气,而江西赣州的客家婚俗中也有此例,不过新娘是置身于竹篾编成的晒盘中“杀性子”的。
  婚,本作昏,《释名•释亲属》说:“妇之父曰婚,言婿亲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礼也”,最早的婚礼是在黄昏日落之后举行的,而有些地方的侗族就有“夜婚”的传统,由男方派人手执松明火把深夜迎娶,无独有偶,河南南阳一带也曾风行过夜间操办的“悄婚”,尽管相传是为了躲避藩王的暴虐。贵州布依族男女虽然举行了婚礼,但是新娘“不落夫家”,回到娘家长住,依旧过着姑娘生活,与侗族婚俗相近,然而,侗族女子是有了孩子便回归夫家,布依族女子则乐不思蜀,于是他的丈夫便千方百计来偷袭,只要顺利将“假壳”戴到妻子的头上,那妻子就会乖乖就范从此永驻夫家了。除去常见的山区、陆地婚俗,江苏盱眙、周庄和浙江建德的水上婚礼显得别开生面,“抛新娘”去出嫁,“爬船篷”入洞房,看九姓渔民婚礼,委实教人忍俊不禁。哭嫁是中国婚嫁中一特色,不仅广府、客家等汉族民系,鄂西、陕南等汉族地区,而且云南德钦藏族、云南楚雄彝族、湖南新宁瑶族、湖南泸溪苗族、湖北长阳土家族、福建漳平畲族等少数民族也都有这一婚俗现象,既是喜极而泣,也是感恩眷恋,诚如民谚所说“嫁不哭不发,喜不打不旺”。(文/陈伟璧)
自行车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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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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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养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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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梁山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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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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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婚礼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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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三办:云南布朗族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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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雁、上大桌:朝鲜族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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