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重大决策。在中国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大跃进”、“以钢为纲”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为了在余下的4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强行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从合作化运动后期的过急过猛，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狂潮，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9年至1961年所谓的“三年暂时困难”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教训万分惨重。
　　1961年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人民公社被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除了基本承担了原来乡人民政府的职能，还有权对下属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进行产品无偿调拨，对生产经营活动有权横加干涉。生产队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在生产队集体劳动，吃“大锅饭”，生产始终没有积极性。1961年前后农村政策调整时，有些地方搞起包产到户，邓子恢等领导觉得是个好办法，毛泽东却认为是分田单干，企图在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由于人民公社的错误体制、农业学大寨的错误方略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使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长期徘徊不前，农民长期生活极其艰难。
　　1977年6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农村的困境使他触目惊心。11月，安徽省委召开了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为中心议题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形成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安徽省委“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当时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充分肯定。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也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积极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谚在民间流传......
　　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在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激烈争论中，农民开始思考适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最终勇敢地选择了这一适合农村发展的生产经营方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定在沿海搞经济特区，这个大环境，给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提供了政治环境、思想条件、理论支持、政策依据，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更加坚定了农民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信心和决心。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推倒阻挡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座大山。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2年元旦，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正式出台。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充分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优越性：“联产承包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从而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1983年，中央第二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中央第三个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并强调：“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为消除农民怕政策变的种种疑虑，文件还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样，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1985年，中央第四个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标志着中国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适应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生产组织形式。它的广泛兴起和推行，给中国农村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农村社会结构的革命，使存在20多年之久的“政社合一”、“统一经营”的人民公社体制悄然瓦解，使适应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新的生产形式需要的乡镇、村级政权机构得以恢复。农村改革的发展及其成功，还直接推动了城市改革的进行，形成了由农业到工业、由农村到城市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改革洪流，同时也推动着农村改革向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