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素来是“乐生恶死”的，死是不祥的，是悲伤的，是恐怖的，对于死亡终究存在着“畏而远之”的复杂心理，言谈举止也多有避讳。但死亡又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在长生不老神话屡屡破灭的同时，人们又企图通过墓葬来祈求灵魂的永生，乃至于凭借风水宝地来福庇后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浓郁的墓葬文化，而这种文化因民族观念、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的差异进而孕育了别具一格的特色。在冷漠、凄清的墓葬形式背后，是人对于生命思考与探究的深厚再现，围绕着这一核心可以感受到系统而丰满的人文气息在蠕动。上溯“北京人”等原始人类时期遗址，延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各类传统陵墓，下迄现当代的新式陵园、公墓，历数华夏几千年，纵横神州各角落，不论贵贱贫富，一一尽收眼底。
　　在半坡遗址中，发现埋葬死人几乎皆是头朝西，这种灵魂寄托西方的原始观念，早在母系氏族就产生了。奴隶社会时期，厚葬之风盛行，葬制已分等级，奴隶主阶级不但以死者生前的用具、用品或武器等奢华物什陪葬，而且广开杀祭，以大量奴隶作为殉葬品。《墨子•节丧》： “天子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东周末期人殉受到非议，才改以陶俑、木俑代替，直至公元前384年，秦献公明确下令废止人殉。唐杜佑《通典》说太古时代凶礼中规定“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椁。”
　　尤其在儒家学说崛起之后，丧葬的礼制日趋明朗。《伦语•为政》中孔子有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记载孟子用上等木材装殓其母，充虞认为奢侈，孟子则辩驳说“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荀子•礼伦》则进一步把丧葬拔升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漫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于是，在尽礼的基础上，厚葬也成为孝道的至要表现，孝道丧葬观日益深入民间习俗。《盐铁论》对于这种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发现：“世人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威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导致“黎民相慕效”，乃至于不惜“发屋卖业”。
　　依照古时礼制，百姓的墓叫“坟”，王侯墓叫“冢”，皇帝墓称“陵”、圣人墓称“林”，但无一不以“入土为安”的土葬为重。除了土葬，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民族，也存在不少独特的墓葬式样。东北古契丹、室韦和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族的树葬（风葬），青藏高原藏族人的天葬，门巴族人的水葬，西南古濮、越、巴、僚人的崖葬（悬棺葬），贵州黔南苗族、瑶族的洞葬，佛教高僧的塔葬等等不一而论，即便是同样的火葬，也存在不同的意义，汉人理学对此深恶痛绝，对凶死者才施以火葬，而佛教僧侣则普遍实行火化。此外，在墓穴的营造上，还涉及堪舆、石雕、木雕、绘画、建筑、园林等诸多方面，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墓葬”这一灵魂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