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以后，苏联出现粮食危机，1927年12月2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尽快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决定加快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向各州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任务。
　　1929年10月，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7.6％,1930年为23.6％,1931年为52.7％,1932年为61.5％,1933年为65.6％,1934年达71.4％。
　　在斯大林“为集体化的飞快速度而斗争”的口号下，2.5万名城市工人、干部下乡强行搞集体化。有口号称：“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强制政策不仅用于对付“富农”，也扩大到了对付中农和所有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
　　“富农”们被扫地出门，财产被没收，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驱逐到边远地区。更为严重的是，对“富农”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标准，雇过工的、有动力机械的、有小加工场或店铺的、有3头以上耕畜的、参与商业经营的、平均收入在此300卢布以上的，都当成“富农”，他们连加入集体农庄的资格都被取消。大规模集体化开始的时候，“富农”占农户总数不到3%，即将近60-70万户，实际执行过程中，总共消灭了120万户，占到总数的6-7%，有些地方甚至高达15%。
　　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2000多万农户被20多万个集体农庄所取代。集体农庄的生产由国家选派的干部按国家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农民推动了经营管理权。国家把农具全部控制在自已手中，到1932年共建立了2502个机器拖拉机站，为集体农庄提供农机服务，农庄则用农产品支付报酬。1933年1月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政治部，首要任务是：“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按期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特别是要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坚决反对隐藏‘剩余产品’而不交售给国家的现象。”同年，苏联宣布实行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规定集体农庄的首要任务是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粮食的交售额占产量的32-43%。通常，国家规定的粮价要远远低于生产成本。国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和义务交售制，可以有保障地得到所需要的粮食和农产品。这是集体农庄制度的最大“优越性”。
　　斯大林把农业看成是国家工业化的手段和工具，而农民则把集体农庄制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苏联政府于1932年12月31目颁布命令，在国内恢复身份证（沙皇时期实行过）制度，没有身份证便不能迁徙，而农民却没有身份证，只能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绝望中屠宰牲畜，毁坏工具和焚烧谷物。1933年与战时困难的1916年相比，牲畜存栏数骤降1/2至2/3。粮食总产跌入低谷，直到1935年才开始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