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辛亥革命名家墨迹展”。展览从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中精选了120件（套）辛亥革命名家的珍贵墨迹，包括书法和书札两部分。从书法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展览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它对应了辛亥百年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由此揭示了书法在20世纪初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转型的学术意义。
　　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的晚清书法，其发展方向面临着社会转型中的历史抉择。在迈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书法在新学的影响下逐渐并入到艺术的源流之中，从实用性的书写到艺术性的表现，具有中国符号和特殊意义的书法开始进入到一个专业的领域，并在专业的考量中显现出时代发展中的新文化的现实诉求。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时代发展，在20世纪初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内，仍然保持着传统书写的方式，所以，这一时期的时代精英仍然以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心情，而墨迹则在连接传统的方式中显现出书写的文化意义和时代内涵。和书法历史中的某一段篇章一样，革命志士的议事书写与王羲之时代兰亭雅集的书写，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当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代辛亥革命名家的墨迹集中到一起表现出一种时代的风貌时，它们所蕴含的除了文字内容之外的思想或事件表达之外，那种与思想或情感的联系与书法的意义交织在一起，一个特殊时代的书法集群以及书法意义就表现出了它的特殊性。
　　在“辛亥革命名家墨迹展”中，国博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开始的民国时期尤其是辛亥革命名家书法的收藏，显现出了累积之功。以孙中山先生的墨迹为例，他为公众所熟悉的书法风格，以及所书写的“天下为公”、“博爱”等具有励志意义的墨迹，不仅是革命领袖的文化素养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自晚清以来书法的传承与知识界普遍性的关系，而这种精英文化的持续性发展通过书法得到了历史性的印证。即使像孙中山先生这样不以书法为业的革命领袖，作为普通文人，他们的书法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种时代的审美取向，比如晚清名家喜爱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南北朝、隋、唐碑版，所带来的古拙沉雄的风格，特别是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书法的影响，均在孙中山先生非标准体的书法中有所体现。黄兴赠长均的对联“愿与有肝胆人说话  常于无字句处读书”，蔡元培赠印若的对联“得句旋题新竹上  寄书多向远山中”，以及章太炎为建立督察院事给蔡元培的信，柳亚子的《磨剑室诗集》手稿，方声洞致妻绝笔书，马叙伦的《读书札记》，蔡锷致其妻潘惠英家书等等，或高古浑穆，或苍老平淡，方劲雄健，清秀雅逸，笔力凝重，自由洒脱，以其书写的个人风格而显现出各自的性情以及文化上的差异。
　　这一展览所呈现的历史和艺术两方面的价值，具有一般的展览难以表达全面的重要信息。这些散发着墨香，表现革命历史和志士情怀的书法或书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从书法艺术层面去欣赏辛亥革命名家的书写风格及其审美趣味，进而深入到晚清民国的书法发展的历史之中，将会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书法发展的历史巡礼，是解读晚清至民国初年书法艺术的独特篇章。
　　（转载201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陈履生文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辛亥革命名家墨迹展”的学术意义》